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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数据化生存已经成为当前人们普遍的生存方式，作为数字技术核心的算法几乎精准计算着人的“画像”、身体、行为、情绪与心理、关系、评价乃至思维方式，推动人的全面数据化，人的身体存在方式、人与自我的关系[1]，以及人的价值观念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较为有趣的是算法推荐下人的审美观的变化。算法究竟如何影响审美观？有学者指出，“颜值评估”算法推崇“白瘦幼”，“人脸美化”算法将这种单一的审美偏好付诸自动化的美学实践，这一过程可能对人的审美行为产生个性化规训的效果。[2]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近似量化的、标准化的审美观通过数字计算和数据传输向着几乎完美的方向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关注外貌的青年群体，也就是20—39岁的男性和女性。于是，青年在算法的精确计算和充分包裹之中不断追求程式化、标准化的美丽，易引发危害身心健康的极端行为和焦虑情绪。习多次在讲话中强调：“党和国家事业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可见，关注青年的身心健康和价值观念意义重大，关于算法环境下青年审美观的思考也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从“数字美学”这一概念入手，通过追问和探寻以算法为基点形成的数字美学及其对青年审美认知与行为的影响等问题，尝试从人与技术的关系视角深入思考算法环境下青年价值观与算法的互动关系及青年的媒介实践。

　　数字美学是技术产物，具有明显的技术倾向性，通常以数字的形式衡量美的标准。这里的数字形式与传统“三庭五眼”的衡量标准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都是用具体的数值来确定是否符合完美的标准，但数字美学的技术性更加明显，是通过代码、计算、模型和数据来创造一种近似完美的标准美。由此推断，数字美学是以算法为基点，经由大量的数字、数值、数据、代码的计算以及模型的建构所形成的，它的核心元素是数字技术。人们日常可能用到的PS、美图秀秀和醒图等修图软件可以作为例证说明数字美学的技术性，修图软件中的“面部重塑”“瘦脸”“美白”“瘦身”等工具，可以让图片中的人像在精确的数值下产生面部更加精致、身材更加苗条、肤色更加白皙等变化，以达到更加标准和完美的状态。同样，利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算法模拟人的外貌创建出来的虚拟数字人，更加符合数字美学。

　　媒介传播是数字美学形成的关键。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算法技术隐匿于各种媒介之中，为数字美学的形成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技术基础。也就是说，媒介在算法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完成着更加精准的传播。一方面，算法通过计算和数据模拟或重建符合标准的美；另一方面，通过智能推荐计算并大量收集人们的审美偏好，形成聚焦个人偏好的定制化审美内容，再借由媒介的传播完成广泛而又精准的对美的展示，以形成固定的、标签化的审美。“肤白貌美”“大长腿”“沙漏腰”以及标准体重等成为被认可的美的类型。在这个过程中，媒介在算法的驱动下通过重复的、堆砌式的文本和影像的传播使数字化、标准化的美具有更高的可见性。这种大量而重复的提示已经使固定审美标准的形成具备了充分条件，而此时的媒介似乎消失在精致的容貌和纤瘦苗条的身材所展现的美丽景观之中，只剩下媒介要呈现的主体——数字美学。媒介的隐身为数字审美观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即以隐蔽自身的方式形塑近似理想的美，并使绝大多数人对此深信不疑，不能理解也拒不承认标准化的美丽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形塑的结果，[3]基于此，人们对数字美学产生了主流审美观的错觉。

　　当然，仅通过大量传播和主体强调来完成审美建构似乎仍然缺少要件，媒介隐身所提供的必要条件的关键点在于通过意义的转述、符号的转化和情感的表征进一步完成数字审美观的建构。比如网络文案“瘦了之后就有了高级感”将“瘦”与“高级感”的意义相互转化，这里的“高级感”指的是当红明星所具有的贵气和良好的气质，瘦与“高级感”画等号意味着变瘦能够获得气质感，于是变瘦不再局限于减肥、瘦身这样生理性的行为，而成为变美、变得有气质这样具有价值感的行动。2024年春节档热映电影《热辣滚烫》同样以主角减肥成功穿上晚礼服为影片高潮，完成了瘦与美、瘦与成功、瘦是自我价值的认可等符号转化。数字审美观的建构在大量的符号转化和意义赋予中得以实现。需要注意的是，媒介的隐身也间接强化了人的具身性，人的媒介实践使数字美学成功建构的概率增加。

　　数字美学形成的重点是人的媒介实践。随着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成为生活常态，人与媒介的关系可谓共生、共在。在算法参与和主导的媒介内容生产与传播中，人的媒介实践加速了数字美学的形成。我们已知算法等智能技术会对人的认知、思维及行为产生影响，且媒介在认知培养的过程中发挥了传播、提示、意义转述等重要作用，由此推断人的审美认知的形成无法完全绕开算法与媒介提供的大量的、重复的与审美有关的内容。并且，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的人均每周上网时长为29.1个小时，较2022年12月提升了2.4个小时，[4]这表明人们基本处于长时间的媒介“浸泡”状态。于是，长时间的使用、接触与意义解读逐渐使人们形成了对美的固定认知，比如“白”=“美”、“瘦”=“成功”等等。但算法推送和人的媒介接触似乎更倾向于一种被动的实践，人们对媒介内容的解读通常也局限于内容展示的直观意义。事实上，数字美学得以形成的关键还在于人的主动实践，其中人的“沉浸式”参与和人际互动是两个主要因素。

　　“沉浸式”参与侧重于人在接触媒介中有关审美的内容时会产生的具有认同性质和情感共鸣的参与行为，主要包括观看、消费和模仿。从网民上网时长数据可以看出，人们几乎每天都在“沉浸式”地观看媒介内容。数据显示，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为10.44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5.2%；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65亿人，占网民整体的71.0%。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5.26亿人[5]，有力证明了大部分人“沉浸式”观看媒介内容的实践行为。在观看的过程中，人们还会进行大量的消费和模仿。据统计，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9.43亿人，占网民整体的87.5%；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8.84亿人，占网民整体的82.0%[6]；2023年全年化妆品类零售总额达4142亿元，同比增长5.1%[7]。这些数据间接证明了人们在观看与审美有关的媒介内容时会产生认同感继而引发消费行为，并试图进行模仿。比如人们观看美妆教程时，会根据博主提供的教程和推荐的化妆品进行模仿和消费，以期达到与美妆博主相同的化妆效果，其本质是对网络流行审美的认同。在消费和模仿的基础上，人际互动进一步加强了数字审美的传播力，较为常见的是，人们在观看过程中会将美妆、美女、帅哥、穿搭、明星等审美元素转发给亲友，建立审美观的“强连接”，数字美学也在人的媒介实践中逐步形成。

　　价值观是人们基于一定的思维感官而对事物做出的认知、理解和判断，除了受到社会环境和个体成长环境的影响外，经由媒介传播的观点也是影响人们认知、理解和判断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数字美学是由社会、算法、媒介、人的实践等因素共同建构的，是数字时代经由媒介传播和塑造的一种审美观，从其形成的每个重要步骤来看，数字美学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审美观主导人们的价值观。然而，容貌焦虑、过度节食、过度整容、追求极致身材等社会现象似乎说明数字美学向人们提供了一种虚幻、失焦的审美泡影，可能影响人们对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和自我价值等的判断。其中被称为“数字原住民”和“Z世代”的青年群体的审美观可能受到数字美学的影响，处于“失焦”状态。

　　数字美学对价值观的塑造是审美失焦的主要因素。要探讨审美失焦，我们首先要知道数字美学究竟塑造了何种价值观，分析审美失焦的主要原因及其如何影响青年群体。作为以算法为基点，以数值、数据、建模等技术为核心而营造的数字审美本质上有对精细化、精致化、标准化等的追求，换言之，数字审美天然带有一定的技术逻辑。在许多网络视频中，面部圆润饱满的网络红人通过“美颜”“瘦脸”“美妆”“特效”等数字选项按照标准的数值“规划”了面部特征在网络上的呈现状态，我们通常可以看到一张精致、光滑、圆润、细腻且棱角分明、五官立体的类似于建模的面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向人们传达了美的标准，即精致、标准、类似于建模的面部是符合审美标准的面部，相反则是不够完美、不符合审美标准的面部。

　　数字美学为什么能够塑造价值观？其实，数字美学塑造的价值观与上述分析的媒介的意义转述、符号转化和情感表征具有较强的内在联系，可能存在的细微差异在于，数字美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价值的塑造。也就是说，媒介在进行意义转换时形成的数字美学向人们传达了以审美观为认知基础或判断准则的价值观。比如网络流行语“颜值即正义”中，“颜值”与“正义”等同，其核心含义是人们对于“颜值”的价值肯定等同甚至高于对正义的价值判断，同样“三观跟着五官走”的流行也证明了大部分人对是非进行价值判断时会偏向于外貌，热播剧《南来北往》中姚玉玲由于丈夫贩毒而导致令人唏嘘的结局，但由于姚玉玲容貌姣好、追赶时尚，她的结局引发了较大争议，一部分人认为注重外貌的姚玉玲不应有如此落魄的结局。可见审美观与价值判断存在关系，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审美观甚至可以左右价值判断。

　　不容忽视的一点是，数字美学对价值观的塑造更像是针对青年女性的一种审美规范。无论是数字建模、美图工具，还是媒介传播中提供的化妆产品、视频特效等都具有一定的性别指向性。如果说技术生成是数字美学的源头，似乎在形成之初已经确定了男性审美是其中具有主导性的审美观。于是，在媒介传播和意义转换过程中，男性所期待的女性美通过算法的设定和大量的传播触达大部分青年男性和女性，其中意义的转换也更倾向于提醒年轻女性关于美的价值，而向青年男性提供符合审美标准的美。如此一来，焦虑更多地来自青年女性。与此同时，有研究证实，青年男性也会因受到来自媒介的压力而对身体产生不满[9]。数字美学带来的审美失焦是青年群体整体对容貌和身材的焦虑感、审美认知的迷失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个人价值的迷茫感。

　　从接受能力来看，青年群体更容易接受快速变化的技术审美。青年群体学习能力、行动能力以及对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较强，加上对外貌的重视，他们能够快速融入数字审美环境。比如尝试新的视频特效、美妆特效，观看美妆视频提升化妆能力，尝试运用美图软件的新功能以及接受新的审美类型。从消费能力来看，青年群体是“颜值经济”的主力。数据显示，线上彩妆兴趣用户以女性和中青年（18—40岁）为主，占比均超四分之三。[11]青年成为审美相关产品消费的主力军，这也意味着他们较为认可媒介所提供的审美类型。从媒介实践来看，青年群体更容易陷入以数字美学为主的“审美茧房”之中。在“沉浸式”的媒介参与过程中，青年很大程度上难以回避算法推送和精准传播形成的大量、重复的审美类型，同时，他们可能会在搜索、观看、消费和模仿的过程中悄然完成“自我画像”，使得相同的、他们可能偏好的审美类型反复出现在他们的媒介实践中，从而形成“审美茧房”。同时，青年群体的点赞、评论、转发和主动传播等线上或线下的人际互动行为同样是“审美茧房”形成的原因。比如青年可能会因为评论区的观点而认同或盲目跟从某种审美类型，或因为同学、朋友等的转发和分享而倾向于认同某种审美类型。并且，由于“审美茧房”中以男性为主导的审美观大量存在，青年女性很容易因为受到过度的身体规训而感到焦虑和迷茫，青年男性则容易在逐渐单一且过度追求极致完美的审美观中迷失。因此，长期大量对数字美学的接触、观看、模仿、使用、消费和传播等因素使得青年群体更容易陷入审美失焦之中。

　　不可否认的是，审美失焦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后果。有研究证实，年轻女性观看美妆视频可能会对自己的外表产生负面认知和消极的身体态度，[12]这证明审美失焦一定程度上会引发较为严重的容貌焦虑和身材焦虑，在心理层面上可能会影响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增加他们自我否定的倾向；在生理层面上可能会危害他们的身体健康，比如部分青年会采取过度节食、过度整容等行为来缓解焦虑感。审美失焦还可能使青年消极看待生活，比如因为肥胖而丧失面对生活的信心，或者持有消极的婚恋观、否定两性关系中的积极面向，进而激发社会矛盾。同样，以审美为主导的价值判断容易导致青年丧失理性判断的能力，可能会出现盲目跟风、人云亦云，甚至同性嫌恶的现象。研究发现，“美妆视频圈”的视频弹幕中充斥着对女性外貌和身体的负面评价，[13]这表明青年群体需要通过否定不符合审美标准的外貌来固化自我的审美认知。

　　审美失焦可能使青年群体困于对容貌及身材的焦虑之中，产生对生活的失望感、对人际关系的无望感和对价值观的迷失感，这是我们通过分析数字美学相关概念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可以说，以算法为核心的数字技术、智能技术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间接影响了青年的价值观念。但诸多研究已经证实，面对算法的影响以及算法对人们选择、意识、兴趣、价值观等方面的掌控，尝试逃离和对抗算法，摆脱算法的控制和规训似乎已成为数字生活的一种策略，青年群体也不例外。从“返璞归真｜AwakenedPhoenixes”豆瓣小组的反化妆实践可以窥见，青年群体能够感知算法对自身审美观的影响，适当地采取自我抵抗的方式来数字美学带来的审美失焦，并试图在数字时代重塑自身的审美观。

　　表演式自我抵抗是指青年以自我身体展演的形式来反对数字美学在媒介中的传播，指通过主动参与意义重构的媒介实践完成对数字美学的解构。表演式自我抵抗的目的在于借助直观的身体展演反向拆解数字审美观，其中，参与表演式自我抵抗的多为青年女性。比如一些年轻女性参与网络流行的挑战活动“与自己的素颜和解”“素颜有什么所谓呢”等，通过发布自己的素颜视频大方展示未曾修饰的容貌，有的视频页面还会明确标注“化妆了就别接这个挑战”，以此来严格要求参与者展示真实的自我形象。这样的展演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数字美学对完美容貌的极致追求，并重新将相对不完美的容貌“投入”算法中，以打破标准化、精细化的完美容貌的反复传播。同样，还有一些女性视频博主以“没有容貌焦虑的别看”为开头，讲述自己在网络上展示的完美形象是精心设置的而不是最真实的，真实的自己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完美，比如面部没有那么光滑、眼睛小、有赘肉、头发稀疏、鼻基底凹陷、黑眼圈等，随后呼吁大家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做独一无二的自己。这些视频旨在通过“自我解构”的表演方式拆解带有技术逻辑的数字美学，并尝试重新解读容貌的意义，重塑人们对待容貌乃至人生的态度。

　　反思式自我抵抗可以理解为一种向内探寻的抵抗方式，即以自我认知、自我意识的建立为核心要义，通过不断反思的方式审视数字美学，解构数字美学对完美的追求，切断数字美学建构的审美观与社会生活意义的连接，尝试建立新的美学内涵。具体表现为对美与丑的反思、对容貌焦虑的反思以及对极致审美、畸形审美的批判等，比如网络视频“什么是美？什么是丑？是谁定义了这样的标准！”直观揭露了过度追求完美容貌的后果；网络视频“当我收集200个女孩的焦虑做成艺术”提醒人们不完美也是值得赞赏的美；网络视频“美不一定是表现在外表上的，内在灵魂的美才是最长久的，容貌焦虑并不可怕，怕的是被它挟持”提醒人们多向内心探寻，追求灵魂之美。值得一提的是，反思式自我抵抗仍以青年女性为主。尽管青年男性也会参与“素颜挑战”“反容貌焦虑”等算法抵抗中，但是他们的力量较为微弱。

　　对于青年特别是青年女性来说，拆解数字美学或许是其对算法社会的一种思考，比如思考容貌焦虑产生的原因，找寻可以改变或自洽的生存方式或认知状态，从而缓解一定的心理压力。尽管可能像有学者指出的，算法如同幽灵一般，紧紧将人们捆绑在代码编织的数字空间中无法挣脱，并通过技术包容实施着一种“友好暴力”，受众的抵抗只是一种无奈的妥协，偏离成为一种奢望。[14]青年的自我抵抗也未能彻底摆脱数字美学对审美观的控制以及对社会生活价值观的深度关联，网络流行的“素颜挑战”活动也可能是基于青年偏好的改变而适时做出的算法调整，更加具有隐蔽性的、不易察觉的数字美学可能会随之悄然蔓延。但是青年对技术与生活的反思及媒介实践似乎也昭示了算法可以成为与他们生活共在的技术基础，而对于价值的定义仍需要他们的参与和主导。

　　正如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的感叹：“作为可爱的事物，美只向感官显现”，现代人既没有新的提升，也已受了污染，他们只是看到美“在世间命名的样子”。[15]算法社会中，人们或许只能看到算法提供的美的样子，而无法轻易地重塑审美观。青年群体能够接受和认同数字美学，并受到其影响。其中，青年女性更加倾向于用量化的审美规范自己的外貌和身体，而对于无法符合规范的部分则极易产生焦虑感，甚至可能影响日常生活和理性的价值判断。当下，算法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由此产生的审美观的变化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从技术视角关注青年的审美观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应对审美观指导价值判断这一社会现象保持警惕，防止青年特别是青年女性为追求美而放弃理性思考和判断；另一方面，应鼓励青年追求内在修养而不是外化的美貌，尽可能避免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受到技术逻辑的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