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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次，国内某知名电商专家到砀山考察，他问砀山县商务局长徐继胜，你做电商这么多年，最大收获是什么？ 徐继胜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电商企业达到多少家，也不是成交额多少亿，而是倒逼政府干部和老百姓改变电商思维。” 自2014年开始，伴随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电商扶贫、农业电商等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农村电商的顶层设计和配套进入了相对完善阶段，政策效应逐渐凸显。 在2020年5月12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表示，农村网络零售额由2014年的1800亿增长到2019年的1.7万亿元，规模总体扩大8.4倍。2019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3975亿元，同比增长27%，带动300多万贫困农民增收。 但是，农村电商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仍然是制约着行业发展的重要短板。这背后是物流配送、电商人才、资金和农产品标准化等一系列问题。 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长李鸣涛看来，政府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根本是因地制宜，从而打造地方农村电商发展的动力机制，而政府补贴资金要坚持引导性、公益性和发挥补短板效应，把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灌，实现“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 未来三年，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农村电商需要主动有机衔接、全方位融入到乡村振兴的大战略中，筑牢产业发展基础，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提高治理能力，巩固扩大发展成果。 挖掘“开垦人” 开发好农村电商这片沃土，需要有合适的“开垦人”。 在金寨县大别山物流园药用菌大市场的电商创业示范街，一栋栋暗红色商铺沿街而立。园外，车水马龙，人流交织。园内，部分店铺大门紧锁，甚至个别店铺尚未装修，顾客寥寥。 该电商创业示范街的建设目的，是为引导金寨县电商企业集聚发展，重点扶持中小微电商企业，打造线上线下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模式，促进农特产品销售，助力脱贫攻坚。 “有些老板年纪大，根本不懂电商，又没什么销售和渠道经验，即使店铺开门，他们又卖不出产品，所以他们也不愿来了。”示范街内的某电商公司负责人卫平说。 云南某电商公司老板王珂也抱怨，西双版纳既没电商人才，也没产品和市场，懂电子商务营销的人更少。 安徽金寨电商创业示范街，部分店铺常年不开门 中国电子商务专家库专家曹磊认为，大家都说农村电商缺人才，当地年轻人不愿待在小城市或农村，纷纷外出打工，这只是一个客观原因。 “更客观的原因是农村电商不挣钱。”曹磊说，如今，赚钱的行业从来不缺人才，包括高端人才。因为农村电商不挣钱，所以大家都不愿干这一行。 “为什么东部沿海地区适合年轻人的创业？”曹磊说，因为那些地方更注重发挥自己个性，把人格品牌和个性化的设想赋予产品上，生产和加工个性化的小产品，这也常被大家叫做“小而美”。 他说，从电商组织人才的结构看，政府应该重点关注当地带头人的培育和培养，有些地方缺乏一批敢担当、有想法的带头人。他们既能在市场中整合资源，又能和政府互动。这批人首先要挖掘出来，然后再培养技能型人才。 “真正的人才，你如何把他选出来，又能把他留住？”曹磊说，一般各县农村电商人才引进标准，首先是补钱或给房子，但你最后发现以前和现在的人才标准不匹配，所以这还需要机制创新。比如云南丽水市政府和商务局是把电商示范企业的高管人才，直接跟职级人才挂钩，包括高级人才和中级人才，这样就能把评价标准打通。 李鸣涛认为，农村电商人才瓶颈的解决最终还是要按照专业化分工的原则，把合适的人留在合适区域，不能奢望大量电商行业的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向县域、农村地区回流。互联网的优势在于大范围、跨地域的协同效应，围绕农村电商的产业链环节对人才的需求，在农村地区重点培育农村电商的产品生产、加工和物流服务等人才，而营销、管理、技术等人才可以聚集到城市地区。 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益链 安徽砀山葛集镇素有“油桃之乡”美称，曾是皖北最偏远的贫困村。 2017年，面对当地电视台镜头，村民赵前进说他通过农村电商完成脱贫。“我学会在网上卖水果，农闲的时候参加村里包装队，一天能挣一百多块钱。我还在网上销售水果，一斤能多卖五毛钱。按我们家有五亩地来算，那就多卖了万把块钱，基本上脱贫了，而且在电商这个路上越走越好。” 安徽砀山某批发市场，村民正把采摘的梨子卖给收购商 “有人跟我说‘电商没给农民带来实惠’，如果砀山县没有发展电商，我们会变得很惨。”砀山商务局长徐继胜说。 2019年，砀山县电商交易额突破50亿元。目前，全县共有电商企业1696家，网店和微商近6万家，15万多人从事电商物流等相关产业。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因地制宜发展多样式特色农业，倡导“一村一品”、“一县一业”。强调健全特色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强化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商标保护，创响一批“土字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牌。 李鸣涛表示，农民通过农村电商增收的根本来源，是地方特色产品通过电商销售带动、形成和完善上行产业链。农民要么提供产品实现销售增收，要么加入产业链某个环节实现就业增收，也可以通过加入合作社等组织实现股权收益。 他认为，实现农民增收的前提是围绕地方产品的电商销售，实现可持续发展利益链，从产品种养殖、分拣加工、包装、品牌、运营等全链条建立起电商市场竞争力，但建立电商市场的竞争力需要当地电商运营企业发挥专业能力。 “从事农村电商的企业既要有情怀，还要有耐心，更要有创新。” 李鸣涛说，如何把具备电商消费潜力的农货变成适销对路的网货，不仅考验电商企业的创新能力、运营能力，也对农货产品的供货能力、产业链的保障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解决这些短板问题，需要发挥政府、市场合力作用，以市场化机制引导和促进农产品网货化，不同的电商渠道开发适合自己的产品和品牌。 形成“自我造血”能力 如今，农村电商发展的最大痛点还是资金。 在徐继胜看来，传统企业可以抵押设备和厂房贷款，但电商公司没有这些实物，他们凭一部手机走天涯。这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 实际上，财政部、商务部等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2020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的通知》就指出，中央财政资金实行“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重点支持以下方向：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农村电子商务培训体系。 中国农村财经研究会秘书长申学锋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表示，通知中明确提出，电商进农村要坚持“市场有效，政府有为”原则，这是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在电商进农村工作的直接体现，鼓励各地优先采取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结合先建后补、购买服务、直接补助等支持方式，合理加快资金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通过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农村电子商务工作。 河北滦平一家电商服务站，老板既经营开超市，还兼顾电商服务站 但是，云南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勐腊分公司工作人员陈强说，当地有家公司通过招标获得政府订单，任务是建立相关电商体系，但政府花去几千万，至今体系没建起来。实际上，这家公司真正投入资金很少，眼看截止日期到了，便向政府提交一些报告，这就算完成了任务。 陈强还见过一家公司，它给县政府提交类似白皮书的报告，张口就要一千万，县领导非常生气，最后政府只批了几百万。 李鸣涛认为，各县要依据县域农村电商的实际情况梳理出本地农村电商的发展路径，围绕上行、下行的农村电商产业链的断点和薄弱环节，集中发力。此外，每个县的方案都应该独具特色，基于这些方案进行综合评估，确定政府资金的支持方向、支持额度和考核办法，力争政府资金真正用到农村电商的实处、痛处。 “我觉得电商公司只靠补贴还不够，必须要让它们形成自我造血的能力，这样才能让业务持续运转下去。”一位电商从业者说。 （文中王珂、陈强、卫平均为化名） 【相关阅读】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上）：狂奔的农村电商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中）：农村电商驶入深水区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下）：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

　　农村电商驶入深水区2020年11月23日，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在“互联网+”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电商通过完善贫困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支持平台建设，整合各界资源，加强人才培养，助推了中国农村地区全面发展。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达2392亿元，同比增长33%，带动贫困地区500万农民就业增收。 从2014年开始，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电商扶贫、农业电商等政策出台与实施，农村电商顶层设计和配套进入了相对完善阶段，农村电商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但是，随着政策红利的逐步消失，农村站点的逐步完成，物流等配套的逐步完善，农村电商进入了持久运营的关键阶段。 人民网记者在安徽、河北和云南等地调查发现，电商的创新模式在不断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部分地方政府注重强化行政命令推动农村电商，以致个别地方未能因地制宜，出现盲目规划的情况。 如今，农村电商已经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的主力军，以及乡村振兴的新引擎。随着政策就位、市场成熟、数字技术发展和大量人才返乡，农村电商迎来全面井喷的“黄金时代”。 “瘸腿”的农村淘宝 安徽砀山县商务局长徐继胜是马云铁杆粉丝。 2015年，农村淘宝工作人员来到徐继胜办公室，拿出一份合作协议，问他能不能签署合作协议。他告诉对方，你们只是占领市场，并不是想把农产品卖出去，这与农村电商的发展恰恰相反。 “农村淘宝不是向农村输血，而是抽血。”徐继胜连续三年拒绝了农村淘宝的合作。这也让他背负巨大压力，毕竟阿里巴巴是互联网巨头，既有雄厚资本，又有巨大流量，尤其是农村淘宝跟其它县均有合作。 “当时双方都投入大笔资金。”云南省政府某部门工作人员王里说，到2019年，云南农村电商有关部门与阿里巴巴合作建成34个县级农村淘宝服务中心，1490个村级服务站。 人民网探访云南、安徽和河北等省10余家农村淘宝，部分农村淘宝升级为天猫优品店，除快递业务外，均已变为家电专卖店，其余的农村淘宝或关闭，或改为超市和饭店。 “如果不做其它生意，每月连房租都付不起。”云南景洪市的农村淘宝经营者说，如今，农村淘宝产品销售和快递业务无法满足需求，不扩大经营范围，很难生存下去。 在云南省景洪市，老板为了生存把农村淘宝改为饭店 盈利是农村淘宝面临的最大难题。有次，徐继胜参加农村淘宝的招商会，他对农村淘宝工作人员开玩笑地说，自己不应该参加这个招商会，你们承诺要去做快递整合，但农村淘宝竟在卖家电。对方跟他说，自己也要生存。“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我没跟农村淘宝合作，这是一个正确决定。”徐继胜说。 在他看来，互联网巨头主动找当地政府合作，它们是要地方政府栽培和扶持，一旦没有政府扶持，再加上同行竞争，它们很难生存。 “很多人进村是奔着政策红利去的，阿里却是持续性投入。” 阿里巴巴乡村事业部总经理李少华在接受采访时说。 “为啥农村淘宝做不起来？它们目的不纯，只想跟政府要钱。”砀山县某电商平台负责人钱进曾跟该县农村淘宝负责人谈过这个问题。 钱进说，农村淘宝经营模式确实出现了问题，村小二都是以前商店老板，农村淘宝找商店能干啥？这些老板只顾卖自己东西，根本不服务老百姓，但老百姓既想省钱又想省事，所以农村淘宝失去了价值。 “变味”的电商示范街 秋天，正是收获的季节。 金寨县大别山物流园药用菌大市场的电商创业示范街，一栋栋暗红色商铺沿街而立，园外车水马龙，园内却寂静无比。 该示范街建设目的是为引导金寨县电商企业集聚发展，重点扶持中小微电商企业，打造线上线下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模式，促进农特产品销售，助力脱贫攻坚。 电商示范街在2019年对外招商时宣称，租赁期间优先享受商铺购买的相关优惠待遇；县电商服务中心根据入驻电商企业运营情况，优先提供贷款贴息、电商扶贫奖补、快递补贴等政策。另外，入驻供销e家电商创业示范街符合开门率要求给予租金奖补等政策。 据金寨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电商中心副主任刘兆胜介绍，电商示范街的商铺入驻申请需得到县商务局认可，商铺和政府每年签约一次，可在网上销售，也可在线下经营，但不能搞个店铺，门一关，什么事都不做。 “物业管理人员会对店铺巡视，并做下记录。”刘兆胜说，一年365天，正常营业时间需要达到200天，不能只开门50天，那就说明你没做电商。“这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配套管理举措。” 然而，人民网记者在金寨县电商创业示范街看到，50间商铺或无门匾，或紧锁大门，又或室内无装修，仅有数家开门营业。 “这家商铺入驻已有一年多，从来没营业，但老板常拉朋友在楼上打麻将，都快变成棋牌室了。” 该示范街一名老板指着不远处的商铺说，有些店老板虽然不营业，还给店里铺个地板或瓷砖，个别至今还是毛坯房。 安徽金寨电商创业示范街，部分商铺至今未装修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认为，电商示范街的“荒废”主要原因是及其同质化发展，没有以农民为服务对象，也没有以市场为经营导向，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以致没能形成“高效、安全、健康、绿色、智能、生态”的产销体系。 “说白了，他们就是占了个坑，自己不经营，别人也不能入驻。”上述老板说，一些店主年纪大，根本不懂电商，也销售不出去农产品，他们不愿干了，就把商铺当作仓库使用，反正也没人管。 “褪色”的扶贫驿站 砀山县程庄镇衡楼村口，出租车司机李成从车窗伸出头，问路边的杜威，“你门前挂的扶贫驿站牌子怎么没了？上次回老家还看见呢。” “牌子刚摘不久，没啥太大作用。”杜威连连摇头。 “这不是嘛。”李成长叹一声，猛踩一脚油门，扬长而去。 赵晖所在公司曾跟金寨县人社局签定协议，一举拿下4个镇级扶贫驿站，各个站点配置一名工作人员。 “现在工作人员全部撤回来了。”赵晖说，农村电商整个链条太长，两三年做不起来，这需要长期坚持。至今，他老板已经投入300多万元，但经济效益很差，以前公司最多三四十名员工，现在仅剩几人。 在他看来，当地农产品量小，物流又贵，根本没有竞争优势，而且工作人员入驻扶贫驿站，既没工资，也没编制，不如打工挣钱。 金寨县某村书记也表示，以前他儿媳妇曾在县里接受电商培训，然后在村里扶贫驿站上班，但经营没过半年，因经济效益不好，被迫放弃。 “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河北滦平县发展和改革局电子商务办公室股长褚晓玉说，他们按照示范县的各项要求标准建设电商服务站，但实际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在运营过程中出现了想不到的问题。比如部分村子实现快递送货，不需要村级电商服务站的相关功能，而部分人口较少村子对电商服务的需求又不高频。 这不仅仅是个个案。2019年，山东广播电视台《问政山东》第18期播出，山东省商务厅接受问政。节目曝光了日照市五莲县作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获得2000万元专项资金，但是多处电子商务服务站存在“挂羊头卖狗肉”、数据造假、成立至今依旧没开展业务的问题。 对此，山东省商务厅厅长张德平表示，这是搞，必须进行整改，尤其要对弄虚作假的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长李鸣涛认为，政府推动农村电商发展的根本是因地制宜，打造地方农村电商发展的动力机制，根据不同地方的需求特点，不管是下行消费驱动，还是上行销售驱动，或者是满足国际国内大市场需求，还是立足小区域发展电商小循环，这些都要具体分析，不能搞一套模式、一套做法全国推行，更不要搞一刀切式的指标考核。 “扶贫驿站的确没发挥出作用。”徐继胜说，扶贫驿站适合在电商基础薄弱地方推广，但砀山县电商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他曾给领导汇报此事，领导也特别支持，但这是政府规定动作，又不得不做。 “落寞”的扶贫超市 除扶贫驿站外，金寨汤家汇镇政府还出资把当地老街改造成电商一条街 。 这条老街长约200米，沿街约有20家商铺，均是古色古香的两层阁楼，门头挂有各种“电商”字样的牌匾。不过，整条街仅有数家店铺开门营业，其余均大门紧锁。 “你看店门都关了，商品销量很差。”年近六旬的李翠花数了一下，整个老街尚开门营业不过三四家。 她说，这里游客稀少，景点又小，几十分钟就逛一圈，连饭都不用吃，游客就离开了，根本没生意。 农村电商在线年，为切实解决贫困户农产品信息发布、推广、销售，带动全县公务员、企业、个人积极参与电商扶贫，共同推广金寨农副产品，金寨县委托金寨“上街去”打造了一款服务全县公务员、企业，面向全社会的线上交易平台——“金寨电商扶贫超市”。 安徽金寨县打造的“扶贫超市”运营中心，公司内仅有两名员工上班 在“印象金寨农博馆”公众号上，点击下方菜单的“扶贫超市”，再点右下方“扶贫信息”，选择城镇和乡村，就能看到发布的产品信息、联系方式及最晚邮寄时间。 人民网记者点击进入电商扶贫超市，栏目分有“一村一店”、“助农专区”、“当季新品”等，点击进入“全部分类”，页面是销售各种土特产，但最高销量不超500单。在扶贫信息列表中，土特产既显示有产地，也有贫困人员名字和手机号码，甚至标注有帮扶的政府单位。 金寨电商扶贫超市由上街去网络科技公司负责运营。公开资料显示，金寨上街去设立电商扶贫超市运营中心，承接扶贫超市运营、日常管理维护、农产品资源整合对接、组织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等工作。 在金寨县红军大道一个小门面房的门头挂着“上街去”标识，门边一侧挂着“金寨电商扶贫超市运营中心”和“金寨新时代物流有限公司”牌匾。 “我们不怎么管了。” 上街去网络科技公司工作人员赵晖说，当时政府要求发展农村电商，一村一店，他们就负责搭建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然后各村把农产品放到平台销售，至于销量好不好，管不着，也不想管。 据他介绍，当时金寨县从没做过扶贫超市，他公司也只是提供技术扶持。如果你在平台销售农产品，政府会给予一定奖补，但扶贫超市销量并不理想。“我们也比较头疼，至今没有解决办法。” “政府总不能一直扶持吧？”赵晖说，起初政府还给公司一定扶持，在县里某大厦提供运营场地，免租三年，但扶贫超市一直做的不太好，他公司又无法承担高昂租金，才搬到这个狭小地方办公。“大家喊了好几年口号，现在也没人再提了。” 电商扶贫是脱贫攻坚大计的一个抓手。中国电商扶贫联盟数据显示，2019年，其成员单位对接帮扶及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逾28亿元，覆盖22个省市区478个贫困县842家企业，带动农户8万户。截至2020年3月，国家级贫困县电商吸纳农民就业超过900万人。 李鸣涛认为，农村电商能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并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与实施精准扶贫进行深度融合，在解决就业的同时，还能增加贫困群众的收入。 （文中钱进、李成、赵晖、李翠花均为化名） 【相关阅读】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上）：狂奔的农村电商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中）：农村电商驶入深水区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下）：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

　　狂奔的农村电商张传锋是安徽金寨县政府重点农村电商扶持对象。 30多岁的他身高仅有1米4。2000年初中毕业后，他曾到大城市去打拼，由于个子矮、体质差，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赚钱，心中难免悲观、失落。 2018年，他加入镇上的电商协会。这年，他凭借养殖和电商销售年收入380多万元，帮助100多个贫困户销售了价值100多万元的农产品。其中，在收购贫困户的农产品上，他一年获得当地商务局奖补就高达10万元。 2015年，中央拿出20亿专项资金将全力扶持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资金的使用重点向建设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倾斜，希望通过财政资金的引领、鼓励，带动更多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农村电商发展，培育农村电商生态环境。 尤其是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提出“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方向，农村电商成为重点之一。这是自2014年以来农村电商连续六年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记者在华东的安徽、华北的河北和西南的云南等省调查发现，各地政府响应中央号召，在中央专项资金扶持下，电商示范街、扶贫驿站、扶贫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如火如荼。 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农村的消费升级大幕正缓缓拉开。未来，这个拥有6亿人口的农村，其网购市场或将超过城市，无疑是一个蓝海市场。 巨头“围猎”农村市场 互联网巨头率先“嗅”到商机。 2014年，阿里巴巴启动“千县万村计划”，称未来三至五年内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并与政府合作，全面建立农村电商体系。 同年，苏宁也启动了“下乡”计划，通过苏宁易购直营店渗透到乡村市场。京东也在2015年初开始建立自营的“县级服务中心”，同时又以加盟形式开设“京东帮服务店”。 安徽砀山县一家农村淘宝升级为天猫优选店，经营家电业务 彼时，这股电商浪潮可谓蔚为壮观。2014年，阿里召集了百余名县长书记在杭州开会，探讨小县城如何玩转大电商。 据《IT时报》报道，一位北方省份四线城市的政府官员至今记得这股汹涌的浪潮，当时从省里到各个地级县市，政府都拨出大笔专项财政资金补贴农村淘宝，而且不是每个县都能进入第一批试点名单，县长之间还得竞争。 “如果只从商业角度讲，短期是见不到任何商业利益的，你需要持续投入，需要把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看，才能找到一个价值体系。”阿里巴巴乡村事业部总经理李少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18年，阿里宣布用45亿元战略入股农村电商平台汇通达，为阿里巴巴带来了8万农村网点的基础。阿里开始加码这场战争。 在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看来，从目前来看，农村市场是一个尚未完全开垦的处女地，几乎所有互联网电商巨头都到下沉市场“淘金”。 这几年，随着一二线城市市场增长率逐步放缓，快速增长的广阔农村市场正成为电商巨头们的必争之地。洪涛说，农村电商是个“双向”的市场，主要是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农民既可以通过网络购买到所需的消费品，也可以通过网络将自己的农产品卖到城市，市场潜力之大不言而喻。 根据商务部电子商务司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9》，去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到1.7万亿元，同比增长19.1%，农产品网络零售额3975亿元，同比增长27%。 洪涛表示，自2012年以来，乡村消费市场连续九年高于城镇。2019年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6万亿元，农村是一个亟待开发的一个大市场，而且发展空间巨大。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院长李鸣涛认为，从消费潜力看，农村地区关联6亿以上人口的消费需求，同时农村地区蕴含海量的农特产品、加工品及文旅资源，这些都是农村电商可发力的空间。面对互联网流量红利见顶，互联网巨头必然会关注互联网普及率仅有四成多的农村地区，农村电商也成为互联网巨头新流量变现的必选项。 各具特色的电商街 农村电商迅猛发展的背后是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 位于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是中国第二大将军县。据金寨县科技商务经济信息化局电商中心副主任刘兆胜介绍，金寨农村电商基础薄弱，在2014年双十一，整个金寨县在淘宝平台销售额仅22万。 “我们主抓电商培训。”刘兆胜说，金寨县主要是把主体培育出来，这个培训又分几级，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和普及性培训，然后再以贫困户为主体，挖掘有潜力的电商创业者。“全县常住人口50余万人，仅2018年电商培训人数超5万。” 金寨县汤家汇镇电商一条街仅有数家店铺营业，顾客寥寥 “全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刘兆胜说，从2015年到现在，金寨县对电商发展总投入超过1亿元，仅奖补金额近三年就高达2661万，还有获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拨款4000万，再加上金寨县支持电商创业金额超5000万。 安徽金寨县大别山物流园药用菌大市场的电商创业示范街，一栋栋暗红色商铺沿街而立，门头挂着各种带有“电商”门匾。 这条电商创业示范街的建设目的，是为引导金寨县电商企业集聚发展，重点扶持中小微电商企业，打造线上线下电子商务融合发展模式，促进农特产品销售，助力脱贫攻坚。 据刘兆胜介绍，该示范街的商铺入驻申请得到县商务局认可，商铺跟政府签约一年，可在网上销售，也可在线下经营。 金寨汤家汇镇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号称红色小延安。2017年，金寨县汤家汇镇党委政府投入资金，拆除旧房，新建了游客接待中心，对革命遗址进行了抢救维护，并对镇内革命遗迹最多、最集中的古街命名为“红军街”，打造红旅结合的“电商一条街”。 人民网记者在汤家汇镇“电商一条街”看到，这条街长度约200米，石板路两侧两层古色古香的阁楼，沿街近20家商铺，门头均挂有商铺匾额。 2017年5月16日，金寨县电商特色小镇创建暨百家电商认领结对扶贫启动仪式在金寨汤家汇镇豹迹岩村农民文化活动中心举办。 金寨副县长蔡黎丽在总结讲话时表示，电商特色小镇的创建，是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可承载的平台，激发广大创业者的创业热情，带动农村产业转型，加速互联网+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农村电商有助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云南省政府某部门工作人员王里说，从2019年到2020年上半年，云南省将扶贫与农村电商事业相结合的有关政策多达九条。 遍地开花的扶贫驿站 砀山县素有“世界梨都”的美誉。当地梨产量很高，但因交通闭塞，导致梨和梨膏等产品滞销，经济一直发展滞后。它一度入选国家级贫困县。 2017年，砀山县商务局局长徐继胜在贵阳参加全国农村电子商务精准扶贫经验交流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电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有效抓手，也是利用新技术新模式助推脱贫攻坚的创新举措。 “知名电商平台都参加这个活动，阵势很大。”徐继胜记得，大会最后一项是宣誓，大家自愿电商扶贫。 安徽金寨县桃岭乡桐岗村扶贫驿站大门紧锁 早在2015年，砀山入选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据公开报道显示，目前砀山县电商扶贫驿站已建成139个，已运营139个，提前实现全覆盖。 就业扶贫驿站是指集就业社保、电子商务、金融服务、居家服务、快递快发、创业支持、文化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扶贫服务网点，能够为农民销售农产品搭建服务平台，让贫困户在就业扶贫驿站实现就业及农副产品销售，实现线上线下互动，达到如期脱贫和长期脱贫。 同年，河北滦平也入选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这是一个不断摸索与探索的过程。”滦平县发展和改革局电子商务办公室股长褚晓玉说，滦平落实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县的要求，是村中小卖部作为村级电子商务服务站点，主要考虑村级小卖部经营人员常年开店，与村民建立了紧密关系，村民也方便直接前往服务站。 金寨县也采用这种模式。“扶贫驿站由夫妻店、本村生意人、合作社负责。”刘兆胜说，2017年，金寨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的《金寨县就业扶贫驿站建设实施方案》显示，按照文件要求，到2019年，全县共建设200个就业扶贫驿站。 从2014到2019年，我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共1231个。在贫困县上，六年累计实现了对全国875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全覆盖。 上述方案还称，就业扶贫驿站应具有就业服务、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居家服务、快递快发、创业支持、文化娱乐等功能。每个就业扶贫驿站要配有1-2名专兼职管理服务工作人员。对建成并正常运营三个月以上的就业扶贫驿站，给予1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刘兆胜说，政府补贴需要达到两个指标，一是电商从业者需收购贫困户的农产品，二是收购的农产品通过网络销售量达到20%以上，然后再根据收购金额给予一定奖励。 他说，当时，县里第一年把奖励额度定在10%，后来奖励额度又提高到15%。“你不相信吧？这些奖金花不出去。” （文中王里为化名） 【相关阅读】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上）：狂奔的农村电商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中）：农村电商驶入深水区 农村电商系列报道（下）：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

　　“央企”国金公链到底靠不靠谱？“大家各自检查一下账户，有没有补齐到VIP金粉用户，点进VIP金粉399，是否还需要补交？” “一定要加入399VIP金粉，才会有礼包管道收益！” “补齐399还会增加56个GMT，增加100元福利点！” …… 在国金GMT特权链会员微信群内，群主几乎每天都要向群友推荐类似广告。同时，群里还经常“科普”一些区块链发展趋势，宣传国金公链同各地政府、官方组织机构的合作进展，鼓动用户不要错过这波“躺赚的风口”。 在浙江、陕西、四川、海南等多个省区，线上、线下都出现了国金公链推广的身影。 “国金公链有直播链、全民数据链、企业链、GMT特权链等各个侧链正在发展原始股东，并将在未来改变经济模式和日常生活。”在推广人员口中，国金公链是国资委旗下的央企，与全国各地的不少政府部门、组织机构有着区块链业务联系，不管是B端企业还是C端用户，都应该尽早上链，实现“躺赚”。 此外，据国金公链市场推广人员介绍，参加国金公链为期两周左右的付费培训，还可获得工信部颁发的区块链技术证书，证书可作为日后从事区块链项目营商的“通行证”。 有专家向人民网表示，国金公链的推广，采取了多层级的涉嫌传销模式。也有国金公链内部员工向记者称，市场推广就是在“打传销擦边球”，在杭州等地近来已有用户到国金公链的办公大厅“维权”。 神秘的“央企”？ 在国金GMT特权链会员微信群、微信公号“区块链范式”、玩币族、知乎等网络平台以及腾讯视频上，有一段国金公链的公开宣传视频。视频中，自称是国金公链董事长李科萌向台下的观众开心地表示，“国金公链已经得到了正式的批复，主管单位正式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话音一落，台下观众一片欢呼。 国金公链宣传短视频 微信公号“区块链范式”今年1月9日的文章《国金公链主管单位-正式成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样描述：“国金公链作为我国目前区块链领域的唯一一家央企，专业致力于打造符合中国产业需要、符合中国法律、符合中国特色的生态级产业公有链系统的央企，此次主管单位的变更，对推动我国区块链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助力产业发展与国际竞争有着极大的深远意义。” 该文章截图 不仅宣传视频和部分网络推文，类似的宣传内容也出现在知乎、、CSDN等不少网络社区、交流平台上。在他们的宣传中，国金公链不仅属于国企，还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区块链产业应用重大课题”，并在中科院顶尖院士团队及国家工信部部委指导下，“打造中国自主权、商业模式、合法合规、具有国家战略发展意义的生态级区块链公链系统”。 截图 CSDN博客截图 人民网记者接触了数个国金公链地方分公司，多位员工表示，国金公链“有国家控股”“是国企”“有钱”。一位内部员工告诉记者，国金公链有国资委投资，公司为员工全额缴纳五险一金，“员工工资也挺高的，公司钱是有的。” 国金公链企业官网显示，其运营主体国金公链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是由国有企业设立的专注于区块链底层技术开发、应用开发、技术服务的新型高科技公司，是中国区块链生态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可信区块链推进计划理事成员单位。 记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显示，国金公链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2019年02月20日，法人代表为沈杨，但股东及出资信息并未显示。同时，天眼查平台查询结果显示，国金公链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由全民上链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100%持股。全民上链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控股方为爱国工程研究院，而爱国工程研究院的100%控股方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官网介显示，该学会于1983年1月16日由夏衍倡导建立,是中国电影编剧唯一的社团组织，由国家广电总局社管司管理，挂靠中国电影集团并接受其指导工作。但据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相关负责人向人民网表示，该学会从未间接持有区块链企业的股份。 人民网记者致电爱国工程研究院，相关人员称天眼查的股权信息正确，全民上链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为爱国工程研究院的子公司。 另外，人民网记者还从多方了解，国金公链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的现有股东和过往股东中，均未出现国务院国资委和北京市国资委的身影。同时，在国家国资委官网上的央企名录中，也并未出现上述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人士对此向人民网表示，没有听说过这家企业，该企业并不是由国资委主管。 在国金公链软件系统（北京）有限公司的股东变动历史中，中科智汇软件有限公司曾是其股东和主运营机构。据天眼查显示，中科智汇软件有限公司由海南省五洲华安投资有限公司100%控股，而海南省五洲华安投资有限公司由自然人朱靖强和尹飞共同持股。中科智汇软件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中，出现了上述宣传视频中李科萌的名字。 天眼查显示，海南省五洲华安投资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是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9号，这一地址在百度地图、高德地图上也是海南省人民政府所在地。 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我在西安，等后面区块链培训的时候，你过来，给你弄个工信部的区块链初级证书。”国金公链员工高阳（化名），一边邀请记者注册“全民数据链”，一边热情地邀约各界人士前往西安进行区块链培训。 高阳在国金公链区块链产业发展中心（西安）分中心筹备处工作。据他介绍，从事区块链项目的商业运营，必须有国家工信部颁发的“区块链证书”。通过工信部参加培训获得区块链初级证书，用户需要缴纳9800元左右的报名费。而通过他报名来西安培训，只需三四千元即可拿证，而且“是直接工信部的人来培训”，培训持续一周左右。 记者了解到，上述国金公链员工所说的“工信部初级证书”，是指区块链技术（初级）专项技术培训，完成培训和考核后，获得由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盖章的“专项技术证书”。 图为由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盖章的“专项技术证书”，被访者供图 在国金公链官网的介绍中，国金公链已与赛迪区块链研究院携手打造“区块链技术与公链产业应用人才培训”,参与培训的学员通过考核后将获得由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指定的“区块链应用技术人才证书”，及由国金公链与赛迪研究院联合颁发的“区块链服务实体产业规划师结业证书。 国金公链官网截图 记者就此致电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下称“中心”），该中心相关工作人员称，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是和赛迪研究院合作进行的区块链技术初级专项培训，培训结束通过考试后可以获得由中心盖章的“专项技术证书”，但这个证书只是培训类证书并非职业资格或认定证书，具体的培训内容和方式要看赛迪研究院的安排。 记者检索到一篇名为《国金公链可信认证服务侧链——国金认证链正式上线》的文章，该文被凤凰网财经频道、东方网企业频道等转载。文章称，包括《区块链技术(初级)专项技术证书》《区块链服务实体产业规划师培训结业证书(初级)》《国金公链认证高级区块链产业规划师总裁班第一期培训结业证书》《国金公链认证讲师证书》等证书在内, 国金公链的可信认证服务侧链国金认证链，已为近千份证书数据构建了“上链-存储-查验”一站式可视化认证服务体系；已部分上线产业规划师、总裁班、讲师、聘请书、授权书等国金公链体系内的链上认证查询功能以及区块链专项技术证书的链上认证查询功能；引入赛迪区块链研究院等源头认证节点参与认证,“数据来源真实可靠”。 与此同时，在赛迪(青岛)区块链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块链企业发展研究报告暨2019中国区块链技术创新典型企业名录》中，国金公链入选2019中国区块链技术创新典型企业名录第19位。 报告截图 官网资料显示，赛迪（青岛）区块链研究院有限公司是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由部直属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整合内外资源成立的独立法人单位，于2017年9月落户在青岛市崂山区，在北京设有办事机构。 国金公链在对外宣传中，称其已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进行了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 记者查阅发现，在2019年3月30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第一批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编号中，国金公链当时的运营机构中科智汇软件系统有限公司、国金区块链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及一级节点运营环境授权部署机构国客区块链科技（杭州）有限公司获得备案编号。 不过，在第一批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编号公布时，国家网信办称，根据《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要求，区块链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其对外提供服务的互联网站、应用程序等显著位置标明其备案编号。备案仅是对主体区块链信息服务相关情况的登记，不代表对其机构、产品和服务的认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目的。 此外，国家网信办在《关于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管理系统上线的通告》中还提到，信息由备案主体自行填报，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将备案结果用于宣传和其他用途。 除此之外，在一些网络平台的公开信息和国金公链相关推广人员的宣传中，国金公链与全国各地不少政府部门、组织机构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并走进部分基层政府进行演讲与交流。 图为国金公链走进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大桥镇演讲 某国金公链推广人员向记者介绍，公司还与浪潮集团、淘宝、中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成都市锦江区等各界建立了联系或合作。 然而，高调的国金公链，真的靠谱吗？ 传销“擦边球”？ “之前我们做过那么多项目，都是死在了政策风险上，国金公链我们放心大胆做就行了。” 在国金公链的微信交流群里，有推广人员说，自己的项目“以后赚钱快”“大胆推”。 同时，国金公链也在不少网络平台上推广，并称旗下已开发全民数据链、全国上链商品总库、直采链、政务链、安农链、幻影链等十几条侧链,覆盖社交、电商、供应链、政务、医疗、农业、5G等多个领域,在赋能我国实体产业创新发展的道路上已然走在前列。2020年国金公链主要围绕“人上链”“物上链”“行为上链”三大核心模块,全新升级区块链赋能实体产业理论与路径,将推动区块链赋能实体产业进入“内驱动力”时代。 据国金公链市场人员向人民网称，国金公链采取了多层级的推广方式。 以国金GMT价值生态特权链项目（以下简称：GMT）为例，该项目将每个入局者定义为“共建者”，每位入局者都有“上级”分享的二维码或者链接注册，“共建者”在实名认证同时就绑定了全民数据链的上下级关系。据其市场人员称，在推广中，该项目共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搭建全球购商城，吸引更多用户参与； 第二阶段，打造数据画像特权卡，共分为6个等级，随着等级的提高，可享受更优质的服务，比如一折、两折、甚至VIP服务； 第三阶段，生态加盟商的优化，在技术和策划领域加大GMT生态的布局，用区块链加优化的商业模式协助生态加盟商； 第四阶段，数据画像金融服务，根据个人或者商家的数据画像质量+行为价值分LTS（GMT的链上行为数据贡献值），获得合作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 第五阶段，城市节点服务中心，在全国的一二线城市驻点，服务所有的线下商家； 第六阶段，国金GMT大学园，从大一开始到大四实习，所有数据和行为都记录在区块链上，提升整个中国对区块链的认知。 同时，GMT采用“通证经济”的模式。据输入数据的质量，和被使用的频次，用户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LTS奖励。此外，在GMT内进行注册、推广、看广告、分享转发等行为，都可获得LTS，使用户将其数据价值资产进行通证化。另外，GMT项目发行30亿枚GMT通证，用于对标GMT项目100%股权，其宣称公司的每一份收益都和共建者们息息相关，参与即是股东。 而GMT的收益采取的是GMT超级加速计划的3+1模式。其中，“3”是指9元全球购商城管道收益、399元礼包管道收益和城市中心节点管道收益 ； “1”即“GMT通证超级价值模式”。会员根据自身缴纳的不同费用，会对应在体系内不同的层级、享有不同的“特权”，在推荐他人加入该项目后获得的奖励也分出不同的层次。该会员体系详解如下： 在上述3+1模式中，“3”所代表的三种受益“管道”也分出不同层级。例如推广人员介绍的9元全球购商城管道收益，用户根据自身发展新团队人数分为9个级别，人数和对应的奖励、佣金逐步上升。一级对应团队人数为100人，可获得40%积分差奖；最高的九级对应团队人数为25600人，可获得160%积分差奖。同时，当三条通道，每条达到25600人时，成为“完美团队”，可享受全球C级别分红。 399元礼包管道收益为： 综合来看，“共建者”等级越高，发展的团队越大，其获得的收益也就越多。例如在399元礼包管道收益推广中（见上图），用户等级根据团队人数依次分为11个级别，相对应礼包管道收益（GNB）依次提高，最低的一级礼包管道团队数量为4-9个，礼包管道收益为20元，最高的11级为50000以上，礼包管道收益为100元。假如A是B的上级，A等级为5级，礼包管道团队人数为350人，对应礼包管道收益为75元；B等级为4级，礼包管道团队人数为150人，对应礼包管道收益70元。那么，B推广一个399元礼包，B获得对应礼包管道70元收益，A获得相对应级别收益的差额5元，即75元-70元（如果A、B在同级，则B获得全部收益，A收益为0）。 “就是市场直销的思路，没有区块链一样能跑。”一名国金公链的内部员工告诉人记者，国金公链的实际业务虽然有在做区块链技术开发，但是商业逻辑和区块链联系不大。该员工称，国金公链内部有法务会对传销的法律定性有专门了解，“每个项目法务都要过”“打打法律擦边球”。而且，很多私有链业务也是下设的子公司，业务自营，利润归属。 “GMT的股权通证就相当于‘发币’，但单从区块链技术的角度来说，绝大部分区块链场景完全没必要发币。他们做的事跟区块链没有任何关系，推广中宣称的主链、侧链都是一种话术。”某高校区块链技术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王忠（化名）向人民网记者表示，区块链技术初创项目通常从一个固定的点、固定的用户群体入手，起步阶段不太可能布局到让所有人都可以是用户。 王忠说，曾有国金公链的相关人士试图与他沟通，并宣称自己是开源项目，“但源代码是国家机密，不能放出来，这件事情很荒谬。对于公链而言，只有有了源代码，才能实现多方参与。” 针对国金公链部分侧链的多层级推广方式，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表示，这种模式涉嫌传销。“是不是传销，主要是看盈利模式，如果拉人头，或者虽然有产品但产品无价值或与价值虚高的，即可认定为传销。而涉嫌传销的多层级人员数量与产品所带来的金额，则与定罪量刑有关。” 该律师称，最原始的传销并无产品流通，有些传销组织为了制造收钱的名义，就相对应的设计一类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往往是价值虚高或者是虚拟的、没有市场价值的，甚至是用来美化传销的方式，并在公安等执法部门查处时作为非传销的理由“脱壳”。 国金公链的后续进展，本网将继续跟踪报道。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高阳、王忠均为化名）

　　本网调查：“比心陪练”平台“深夜服务”涉黄严重每至深夜，黄婷打开比心陪练APP，消息“叮叮叮”响个不停，点开一看，多数人询问她是否有“深夜服务”。 对于这种隐晦暗语，黄婷见怪不怪，但忍不住会大骂几句。她在一年前辞掉稳定工作，成为比心平台陪练师后，时常收到“玩家”骚扰信息，语言挑逗且露骨。 比心陪练是一个游戏陪练平台，目前全国超过3000万游戏玩家用户，超过300万平台认证的游戏陪玩大神，其中已有近150万人通过游戏技能分享赚取到收入，曾获IDG资本投资，王思聪的普思资本投资的上海网鱼网咖也是股东。 但人民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女陪练在幕后团伙指挥下，主动向“玩家们”兜售“深夜服务”，主要是视频和性服务。 女陪练师在微信上，语言挑逗且露骨（图片为实景截图） “深夜服务”视频明码标价 陪练师许慧玮一直忙着在平台“拉客”。 客人们被她称为“老板”。她平时潜伏在比心平台，主动去搭讪男玩家，有时玩家也主动询问她是否“深夜服务”。她给自己标价是视频188元/20分钟，露脸价格是388元/20分钟。 她再三承诺，在双方视频中，老板可以通过语音交流和指挥，验证是否真人表演，“我每天接很多这种单子，假如是骗子，客户肯定在平台举报。” 为证实不是骗子，她发来一张客户的微信截图。图片显示，两人通过语音交流后，该客户分两次向她支付200和188元。 人民网记者在比心陪练平台联系两名女陪练师，微信付款后，这两人便主动发来视频。视频中，她们边说挑逗性语言，边做不雅动作。 起初陈巍只是一名游戏陪练师，有个陌生男子在比心陪练平台主动联系她，问她是否做视频业务，并有客户推荐。她觉得不露脸，挣钱又不费力，就没拒绝。“我们幕后都有老板，他们推荐给我的客户，标价是150和140元，他们抽成40和50元。” 陈晴便是幕后团伙指挥者之一。她每天在朋友圈发各地女性图片，并写着“南京欢迎你”、“你喜欢的，我都有”等暗示性语言。她潜伏在比心游戏平台已有半年，是铂金4级别。据她介绍，自己提供女陪练师出台服务，分为包夜和快餐，价格分别为5000和2500元。她再三保证，自己可以在全国提供服务，客户通过照片选人，满意后再付款。 陈晴索要人民网记者地址后，主动发来两名女性图片，问是否满意，并表示随时可以安排人。但她声称酒店不安全，客户可以去女孩家中，而女孩去客户家必须先付100元定金，一旦不满意，也能保障女孩来回路费。 微信聊天截图：陈晴保证可以提供全国服务，客户满意付款 比心陪练平台曾因涉黄被人举报。在黑猫投诉平台，一名玩家在比心陪练分两次下单，一单价格是40元/1小时，另一单160元/4小时，但陪练师通过微信给他发送黄。“我觉得视频内容太恶心，直接就挂断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岩表示，陪练师在线上传播色情信息，涉嫌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网络平台不能及时治理在平台内传播的涉黄信息，网络服务商涉嫌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如果通过网上联系，在线下参与易的用户及服务提供方，则涉嫌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罪。 “陪玩领域涉黄问题非常严重。”女陪练师王琴说，涉黄又分为线上和线下，线上是在游戏直播过程中，女陪练师通过隐晦性暗示或主播在直播中。线下主要看陪练师和玩家的关系，线下两人发生什么事，这些不好说，毕竟你情我愿，是否涉黄难以界定。 未成年人不在少数 潜伏在比心陪练的并非只有成年人，未成年人也混迹其中。 黄婷曾在比心平台接过一个王者荣耀游戏单子，“老板”是一名13岁男孩。“我听他声音稚嫩，特意问他多大，他说13岁，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她不忍心，在完成这笔订单后，没再接他的单子。 黄婷在比心平台是大神级别，一单价格19比心币，折合人民币接近30元。她纳闷的是，这个男孩的下单钱从何而来，又为何能够登录比心陪练平台，“他有可能用大人手机玩游戏。” 比心陪练平台设置有青少年模式。该模式提醒，为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平台特别推出青少年模式，该模式下部分功能无法正常使用。请监护人主动选择，并设置监护密码。 黄婷说，比心陪练平台以成年人为主，这些人主要是社会从业者和大学生，各占一半，也不乏初、高中生混在平台，但这些人常在低价消费区。 比心陪练公布的2020年一季度数据称，游戏陪练大神在过去一个单季，新增超过102万人，累计注册用户突破3000万。《2019 年游戏陪练白皮书》数据显示，游戏陪练用户平均年龄 23.27 岁，2/3 是 95 后。 “部分陪练平台对玩家年龄审核不严。”王琴表示，她刚从事陪玩行业时，未成年玩家不多，但现在人数越来越多。 女陪练师在朋友圈发布诱惑性视频，希望客户接单 “八成游戏是针对14-22岁之间的青少年，陪玩行业出现或浓或淡的性意味，这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带来极为恶劣影响。”北京心岸探索心理咨询创始人范经韧说。 他认为，青春期男孩对性具有天生好奇感，由于女陪练师增加游戏体验度，对青少年又具有极大诱惑性，不仅让他们产生大手大脚消费习惯，线上陪练还可能转为线下约会，无疑会诱发早恋、早性等问题。此外，游戏行业的主力军是初、高中学生人群，沉溺游戏，脱离现实，易导致学业荒废，而学习受挫又进一步加深自我挫败感，可能对未来社会和家庭生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中和心理咨询工作室心理咨询师祁海峰认为，青少年在线上通过图片、声音、视频等方式与异流，容易把异性物化，从美色、身材等方面单维度对异性进行评价与沟通，不仅给青少年造成错误恋爱观、婚恋观，这无疑为性犯罪埋下伏笔。 “他们私底下有何交易，我不得而知。”女陪练师王琴说，在游戏陪练平台上，游戏技能并不重要，而声音甜、长相美是最重要议价指标。这与主播行业一样，人气越高，陪玩价格也水涨船高。 资本追捧下的陪练行业亟待监管 比心陪练平台前身是鱼泡泡。 彼时的鱼泡泡上线个小项，游戏和声优占了绝大多数项目。游戏分为线上和线下陪玩，涵盖时下热门游戏，包括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绝地求生等多款游戏。声优则包括了叫醒、哄睡觉、声优聊天等。此外，鱼泡泡还向泛娱乐品类延伸，推出了线下陪吃饭、陪K歌、恋爱咨询等技能共享。 比心陪练平台成立于2014年（原鱼泡泡APP）。2019年初，比心陪练下架了情感咨询等功能并取消了线下游戏陪练服务。 企查查数据显示，比心陪练曾获得两轮融资，在2018年获得IDG资本数千万美元A轮融资。天使轮获得网鱼网咖5000万元投资，而王思聪的普思资本正是网鱼网咖投资方。此前，王思聪曾为比心陪练平台“站台”，他给自己设置陪练价格是666元/1小时，成为游戏陪练领域价格最高的人。 陪练行业在资本催生下也迅速崛起。2019年，淘宝上线了“淘宝陪练”频道，随后触手、虎牙、斗鱼等也推出陪练业务，行业竞争进入了巨头相争的阶段。比心陪练副总裁杜明江曾说，游戏陪练已成为一个新的 “百亿市场”。 范经韧表示，当今游戏行业快速发展，游戏人数快速上涨，“陪玩”成为一种时尚。从本质上讲，游戏陪玩和酒吧陪酒、KTV陪唱等一样，无非是在异性陪同下提升用户消费体验，如果体验人数增加，自然会出现相应的配套服务。南昌晚报曾报道，有用户利用探探平台发布网络招嫖信息，涉黄用户把招嫖的微信号和QQ号发布在头像和签名上，诱导用户添加。同年，探探APP因传播淫秽色情等违法违规信息,被相关部门要求下架。 早在2016年，文化部下发第25批违法违规互联网文化活动查处名单，斗鱼、虎牙直播、YY等多家网络直播平台因涉嫌提供含有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危害社会公德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品，被列入查处名单。次年，北京市网信办、公安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联合约谈今日头条、火山直播、花椒直播，依法查处上述网站涉嫌违规提供涉黄内容，责令限期整改。 今年，国家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对国内31家主要网络直播平台的内容生态进行全面巡查，10家网络直播平台存在传播低俗庸俗内容等问题，被依法约谈处置。 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有关负责人曾表示，查处的网络直播平台主要有两类违规情形，一是演艺类直播平台提供含有宣扬淫秽、色情、危害社会公德内容的网络表演，部分“主播”通过肢体和语言进行性挑逗、性暗示，存在“闪现”“骚麦”等违规情形。 女陪练师在比心陪练平台发布隐晦暗语，并称提供外出服务 “我觉得主要还是引流。”王琴说，在游戏平台早期发展过程中，涉黄现象比较常见，有些平台雇佣兼职人员以色情为幌子引诱其他玩家下载软件。 一名知名社交平台工作人员表示，一些游戏平台和公司都在融资和初创阶段，内外部监管趋严的话，用户增长会减缓，收益也会下滑。社交平台出现一些低俗内容，它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利益当头，谁也不敢保证什么。” 提供“深夜服务”陈巍的比心账号被封了。 陈巍说，自己在比心陪练平台拉客户，因说话太过分，账号已经无法登录，但她与前客户已经转移到其它社交平台，并不担心没有客源。 王琴认为，在直播行业，主播用词不当、衣着暴露都可能被封号，但这种担心在陪玩行业不存在，陪练师在平台说些挑逗语言和性暗示，比比皆是。 朱岩认为，近几年电子游戏逐渐风靡，游戏陪玩服务在满足用户在深层次社交方面需求的同时，也成为投资方追捧行业，但游戏陪玩行业带有互联网监管难属性，可能在野蛮生长期滋生多种形式的犯罪行为，比如卖淫、诈骗、恐吓、赌博、走私、敲诈勒索等多种违法犯罪活动。 在他看来，游戏陪玩行业接口众多，追踪很难。用户与服务方在线上是单对单联系，在交易过程中使用暗语，涉黄内容就掩藏在合法交易之下，而陪练平台对关键词屏蔽未必起到很好效果。在线下，双方在私人场所进行游戏陪玩，这也给公安机关查处增加难度。 “互联网平台涉黄问题像蟑螂一样难以根除。”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说，监管面临最大挑战是涉黄数量多，违法行为较为隐蔽，有效市场监管较难。 “现在陪玩行业市场太小，还没有引起监管部门关注。”王金说，随着网络游戏市场规模进一步发展，陪玩与游戏行业可能共同纳入监管。 朱岩表示，从国家监管层面来说，公安、网信、工商等执法部门与检察院、法院等司法部门联动，从执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对涉黄问题打击。目前公安部门已有相关净网行动，对于打击网络犯罪和涉黄问题一直保持高压态势。 他还称，根据《电子商务法》规定，电子商务的经营者负有防范平台内网络犯罪义务，平台方应是监督规范网络平台内涉黄内容第一责任人，由于网络平台管理者知悉平台发布相关内容，一旦有人在平台从事网络犯罪活动，应及时依法处置并向有关部门报告。此外，行业协会也可以通过制订行业准入协议、制订行业行规、建立行业诚信名单等多种方式，对涉嫌违法的网络平台和相关服务的经营者进行从业限制。 王金认为，如今直播行业对涉黄内容的人工智能识别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旦技术引入陪玩行业，对解决陪练平台涉黄问题也有一定效果。 （文中黄婷、许慧玮、陈巍、王琴均为化名）

　　记者观察：那些逃离农村淘宝的“村小二”山东郯城县张乐“逃离”农村淘宝三年后，再次翻看手机照片中泛白的农村淘宝LOGO时，心里充满不甘、无奈和失望。这家店已经两易其主，先转让给亲戚，后又被倒手给同村人，直到关门大吉。这是他毕业后创业第一站。 在他经营农村淘宝三年前的2014年，阿里巴巴启动“千县万村计划”，称未来三至五年内投资100亿元，建立1000个县级运营中心和10万个村级服务站，并与政府合作，全面建立农村电商体系。 彼时，农村淘宝可谓“热闹”非凡。农村年轻人踊跃报名，争先恐后地想成为一名“村小二”，各地省、市和县政府还给农村淘宝专项的财政补贴，甚至提供免费运营场地。 “农村淘宝不仅是小卖部，还是新零售体系中一员，未来可能垄断农村消费品市场。”村领导当时在劝他说。如今张乐对此已不以为然。 张乐曾经经营的农村淘宝店铺已”变身“为小卖部。 在他看来，因农村消费能力差，“村小二”挣得少，农村淘宝直接“变身”为小卖部，这也是农村淘宝的主要盈利模式。对于农产品进入城市，因很难形成品牌和竞争力，那就很难卖到城里。“这就是个噱头。” 像张乐“逃离”农村淘宝一样，黑龙江、浙江和河北等数省的一些“村小二”也迫于经营压力离开了。 “逃离” 张乐家的农村淘宝位于山东临沂市郯城镇埝里村，这里号称“鲁南粮仓”、中国银杏之乡、中国杞柳之乡。村子里阡陌纵横，远离城市的繁华与喧嚣，宁静而祥和。现在，村边的“农村淘宝”早已更换门楣。 整个郯城县大概一百个村，每村都有一个农村淘宝服务站。张乐负责其中之一。 他手中照片上的农村淘宝服务站像个农村小卖部。从室内摆放来看，屋内摆放的多是保温杯、儿童玩具和纸巾等各类日用品。张乐说，农村淘宝帮助村民收发快递，这也成为店主的主要盈利来源。 在他所在的农村淘宝店里，蚊香、洗洁精和香皂等销量最好。他说，农村是一家子人在一起生活，生活必需品自然好卖，但其他品类商品却鲜人问津。 “农村人节省，东西不坏不换。”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兴村柴俊杰曾做过半年农村淘宝。在他看来，村民年纪都在40岁以上，平时在村里带孩子，不仅没有网购习惯，很多连手机都没有，大家都是到小卖部购物。 “家电产品售后服务难，村里人没人买。” 四川前农村淘宝店主李进说，家电平时销量少，产品遇到问题就找他，他说找售后服务，对方就闹事，非要退款，退单占三分之一。 张乐算了一笔账，2016年，农村淘宝为店主提供2000多元补贴，加上收发快递1000元，佣金1000元，销售产品1000元，因农村淘宝在自己家经营，省去租金，月收入5000元以上。 但农村淘宝升级让店主们经营压力压力倍增。2017年6月，阿里巴巴对农村淘宝经营模式升级为“三通”，也就是系统通、商品通、服务通，正式将农村淘宝中的商品和商家统一到大淘宝体系中。 “农村淘宝升级算不上成功，反而资源被淘宝给抢了。”张乐说，农村淘宝APP下架后，正式上线的农村淘宝的家乡版和手机淘宝融合，但村民难以找到农村淘宝入口，反而没有淘宝平台方便。 到了2018年，张乐的农村淘宝店盈利出现“腰斩”，从五六千降到三千。“有些农村淘宝租在村里繁华主干道上，无法承担高昂房租，纷纷关门了。”他也选择放弃农村淘宝。 内忧 河北龙门乡的付倩也是同样感受。 她本想通过农村淘宝平台卖农产品，但发现只是让农村人买商品，这是免费在农村给农村淘宝做宣传。“当时农村淘宝对外宣传说，当地政府给一定资金和项目支持，现在看，这是句空线年，阿里巴巴召集了全国26个省份的176个县市的书记、县长，召开了“县长大会”，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发展壮大县域电商。 位于广东的一家农村淘宝店。 阿里研究院的阿里巴巴副总裁高红冰曾表示，农村电子商务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发展农村淘宝，为阿里巴巴招募相关合伙人，能够增强农民的互联网农村电商理念，同时也可以提升有关机关领导干部的电子商务理念。 农村淘宝一度开展得如火如荼。张乐说，村领导当时劝他时说，你有文化，又在大城市见过世面，农村淘宝不仅是小卖部，包括线上和线下，而且还是新零售体系中一员，未来可能垄断农村消费品市场。 “省、市和县政府还给农村淘宝专项的财政补贴，甚至提供免费运营场地。”张乐心动不已。 他说，对政府而言，他们更看重农村淘宝帮助农产品进城，不仅提振经济和农村致富，还能将人才留在农村，防止农村空心化。 农产品进城并不易。李进介绍，农村淘宝上线农产品，需先拍照提交申请，然后有人检查和审核，最后是农产品上线。当时他弄了几次产品上线申请，始终得不到回复。 张乐表示，为保证品控，淘宝为农村淘宝的经营团队设置了门槛，不仅要交纳保证金，还要有专业团队对产品和品牌进行运营。 但是，人民网记者在淘宝搜索“农村淘宝”四个字，进入的页面是“盒马鲜生旗舰店”，无法查询到农村淘宝官网。不过，农村淘宝在PC端可直接进入。 “农村淘宝升级后，农产品上行仍然是淘宝线上模式。” 深创投投资经理吴连说。如果农产品的品质高，可以在淘宝平台售卖，农村淘宝已失去价值。 吴连认为，从表面上看，农产品进城非常具有吸引力，但农产品难免与专业产品竞争，非常容易落败。 上海农村市场研究课题组曾对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做过调研。其负责人张菊英表示，乡村作坊生产的农产品普遍不具有竞争性，而打着扶贫旗号的农产品比市面上规产品价格高，购买者是怀有一种公益的心态，品牌难以做大。 “农村淘宝最直接作用是“变身”小卖部，这是农村淘宝的盈利模式。”吴连说，农村淘宝小店开设在农村，农村购买力有限，小卖部的模式很难成功。 中远资本首席合伙人杨博明也认为农村淘宝的经营模式存在问题。 外患 在互联网巨头和资本的联合加持之下，下沉市场从之前无人问津，“摇身”变成电商平台们拼抢的香饽饽。 这场较量始于线上。自拼多多异军突起后，2018年3月左右，淘宝上线特价版淘宝，京东也推出了多年未受到重视的京东拼购，直接对标从下沉市场中获利颇丰的拼多多。 下沉市场竞争又盛于线下。早在几年前，电商巨头阿里和京东这对老“冤家”，就将目光转向这里，在这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掀起一轮电商“争夺战”。 2013年，农村淘宝是阿里巴巴集团于启动的战略项目。次年，京东开始打造“京东帮服务店”开始，各种以“京东”两字开头的门店就不时出现在一些小城街区。 2016年底，京东帮对外宣称，已经有1731家，覆盖2.5万个乡镇，45万个行政村，京东帮销售额占到整个京东大家电品类30%。 农村淘宝更加疯狂。2017年，农村淘宝足迹已覆盖29个省，近700个县，近3万个村服务站，有着近6万人的乡村服务体系。 阿里巴巴乡村事业部总经理李少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到2019年5月31日，农村淘宝覆盖全国1300个县，涵盖了县域消费者80%以上的市场。 在杨博明看来，阿里巴巴细分市场体量庞大，针对拼多多，内部的聚划算和淘宝热卖也打着便宜牌子，从而吸引下沉市场用户，但品牌形象不突出，不像拼多多专打下沉市场。 易观国际发布的《下沉市场消费者网购趋势洞察2019》报告称，72.4%的拼多多APP活跃用户同时使用淘宝，数字经济智库DE Thinktank进行的网民调研则显示，拼多多核心用户中，有79.8%在使用淘宝——拼多多成长红利期和淘宝的所谓“错位竞争”格局已经终结。 在杨博明老家的村民更喜欢拼多多，苏宁小店在线下比较受认可。他说，对于淘宝平台而言，村民有使用移动互联网的能力，可以选择多种电商平台，不会再被线下影响。 他认为，农村淘宝的布局广泛，却无法与线上的拼多多相抗衡，这对阿里系是个严峻考验，也说明农村淘宝对下沉市场的理解不太符合实际。 广东一位“村小二”经营的农村淘宝店。 破局 张乐也曾有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他在村里开农村淘宝前，梦想着成立一家工厂，对村里农产品再加工，销往大城市，因成本高，不得作罢，但在当地领导劝说和支持下，成为农村淘宝万千大军中一员。他决定以农村淘宝为创业跳板。 麦肯锡和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30年，中国个人消费将从2016年的29.6万亿元增长到65.3万亿元，超66%的增长来自于下沉市场。 农村淘宝曾被阿里巴巴称为改变乡村最敏感的触角。农村电商包含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的双向流通，而且对于农村来讲，电商的意义更应该在于农特产品上行。 在内蒙古赤峰市的杜锋看来，农村淘宝基本没有实现农村产品进城，当地农产品主要是水果和蔬菜，保鲜能力差。部分小作坊连手续不齐全，无法上线淘宝，除非农村淘宝彻底放开，给农产品一定补贴，或者降低农村产品上线审核标准，还要基于更好的页面支持，否则都是空谈。 “农村淘在当地的政府关系的效用大于商业价值。”张菊英表示，对于下沉市场，市场没有购买力和好产品，农村经济很难发展起来，所以农村淘宝还是要落实到产业上。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首席专家李鸣涛表示，农村淘宝所面临的最直接问题是网店运营问题，扎根在农村的线下网店逐步拓展了经营范围，比如金融服务和快递收集等，但该类服务的可持续性与网点的成本之间，仍难完全匹配。简单地说，就是站点运营成本过高。 李鸣涛认为，农村淘宝服务站发展方法之一是实现多样化，农村站点在发展和经营的过程中要保持发展多样化，不必固定统一装修，可以形式灵活，根据周边的环境，减少成本。此外，农村淘宝服务站可以联网，将分散的需求汇聚，产生规模化效应，从而实现农村淘宝网点持续化运营。 在他看来，如今，农村淘宝经过从1.0到2.0，再发展到3.0更新迭代，从最初以小卖部风格的运营主题转变为支持大学生返乡创业的主体，如果仅是以村民购物需求为导向，不足以支撑网点运营。 “大量农村淘宝的确存在经营困难问题。”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洪涛表示，淘宝优势在线上，在下沉市场开办实体店铺不一定占据优势，如果线上和线下无法融合为整体，全渠道就无法实现。 洪涛认为，如果淘宝能够实现全渠道、全要素、一体化和全链条，则非常占据优势，如果仅是农村淘宝的小店，或者供销社风格的连锁店，或者农村的连锁超市等，这显然没有优势。在农村发展实体店铺，仍然要走“一店多用”道路，如果店面每平方米的交易额没有办法达到某个数量值，结果一定亏损。 东北某地物流商黄伟不认为农村淘宝有广阔市场。他说，在线上，店主们选择出售高佣金商品，佣金在10%左右，这让农产品渠道商的利润一降再降，反而不如向县级的菜市场和农贸市场供货。 他更倾向认为，阿里巴巴打算先把农村盘子铺开，占领线下市场，再把菜鸟布局到全国，或许是有更大的零售野心。 针对部分“村小二”在农村淘宝2017年升级后收入减少、经营模式备受质疑、农产品进城难和主要是为搭建政府关系等问题，农村淘宝方面予以否认。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张乐、柴俊杰、李进、杜锋、黄伟均为化名） 【推荐阅读】 个人数据交易“灰色江湖”：一条360借条数据仅售3分钱 头腾”之争背后的互联网垄断变迁 团餐试水背后：顺丰的执念与焦虑

　　团餐试水背后：顺丰的执念与焦虑疫情期间，顺丰试水企业员工团餐外卖服务，德克士、必胜客、西贝莜面村、望湘园等餐饮企业入驻“丰食”小程序。尽管顺丰方面表示其初衷是为解决自己企业内部员工用餐问题，但还是引起媒体与行业人士的种种猜想。 市场上有观点认为，顺丰在占据快递市场头部地位之后，一直致力向综合物流与供应链生态模式方向发展，此次再次尝试本地生活服务、涉水B端外卖，是其在固有优势基础上，试图追求更高的边际收益的表现。 早已功成名就、50多岁的王卫，真的准备在本地生活服务市场上展开又一场较量吗？顺丰到底是虚晃了一枪，还是在做“战”前演习？ 生活服务市场上的野望 “靠出卖劳力搬货不是顺丰的终极宿命。”2015年，王卫在《顺丰王卫的最新反思：直面创新之路的挑战》一文中说到。 彼时，王卫在2014年已经带领顺丰推出了一系列变革举措，开拓新的增值服务，提出“嘿客”经营模式，进军社区O2O，推出电商速配、电商特惠、顺丰小盒、商盟惠、绿色通道等电商惠系列产品，布局“海淘”业务……王卫在反思中坦言，这些创新有一半是失败的。 于1993年创办顺丰的王卫，在打造出快递领域“老大哥”的同时，还一直带领顺丰在生活服务市场向“终极宿命”挑战。 之前，顺丰推出电商“E商圈” 、生鲜平台“顺丰优先”、O2O 社区“嘿店”，投资丰巢快递柜，打造“同城急送”业务，都体现了王卫对本地生活市场的执念。 从2019年10月宣布“同城急送”业务独立运营开始，顺丰便将即时物流版图延伸至餐饮、商超、生鲜、服装、医药、奢侈品等多个领域。顺丰此次涉足B端外卖，是看到了餐企自建外卖渠道的需求。 “强大的网络运输体系与足够多的基础客户群体，使得顺丰进入外卖行业的门槛变得很低，可以说是触手可及。”行业观察人士郭宇轩对顺丰钟情生活服务市场、未来或将涉足外卖业务的选择并不意外。 郭宇轩分析，对顺丰来说，外卖入局门槛和边际成本较低，边际收益却较高，此次试水，战略定位明确，通过错位竞争，重点放在对B端市场的开拓。 过去二十多年，伴随互联网产业的不断裂变，以及消费需求、资本、基础设施、政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生活服务市场增长快速。作为生活服务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外卖成为现象级服务产品。 艾瑞咨询预测,2017年-2023年，餐饮外卖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为 31%，2023年外卖交易金额有望达到2017年的5倍。 市场蛋糕的诱惑，曾刺激出“百团大战”这一互联网创投史上浓墨重彩的故事篇章，资本和创业者鱼贯而入。 在王卫眼里，“快递行业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行业……如果我们不能从出卖劳力赚钱的传统模式中解放出来，那么顺丰就不算真正‘蜕变’成功。” 只要逻辑上具有可行性，任何企业都有可能尝试进入新领域。而生活服务市场有可能是顺丰“蜕变”的重要落脚点。 业务增长的焦虑 顺丰不断尝试新业务已经不是新鲜事。 物流行业观察者王阳（化名）在谈到顺丰时评价：“可不甘于眼下成绩，一直颇具创新精神”。这与快递市场竞争压力逐渐增大以及顺丰自我更新需要不无关系。 王卫曾坦言顺丰转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在目前公司利润稀薄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在降低前线员工劳动强度的同时能够保证其收入甚至提高收入。 事实上，顺丰近几年的业务转型和扩张，体现出其在利润、员工收入及自身发展层面的焦虑。 国家邮政局发布的《2019年中国快递发展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快递企业日均快件处理量超1.7亿件，同比增长25.3%，最高日处理量达5.4亿件，同比增长28.5%。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600亿件，累计完成635.2亿件，同比增长25.3%，增量规模连续两年超过1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497.8亿元，同比增长24.2%，量收增速差从去年的4.8%进一步缩小为1.1%，行业逐渐由规模单向驱动向规模效益双向驱动转变。与2010年相比，快递业务量收分别增长了26.1倍和12.0倍，业务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4倍。 中国快递行业营收快速增长的另一面，是具有多重优势的顺丰在市场上备受“三通一达”的压力。 数据显示，“三通一达”四家快递公司，占据了2019年快递市场约60%的份额。顺丰虽然是第一家营业收入突破千亿的上市快递公司，但其在2019年仅完成业务量48.21亿件，只占据约7.59%的市场份额。2010年，顺丰物流业务量占比是18.8%。 “‘三通一达’具有价格优势，他们的快递单量在近些年一直保持较快增速。再加上能反映溢价能力的单件毛利、毛利率等数据，‘三通一达’的财报在这些方面比较好看，这些都是对顺丰形成有力竞争的表现。”曾近距离接触顺丰企业内部运营的张力（化名）告诉人民网创投频道，去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三季度，申通总体业务量增速为52.73%，韵达为47.00%、中通为45.90%、圆通为44.11%、百世为37.90%，顺丰为31.33%。这一趋势在疫情期间有所反复，随着疫情防控总体向好，各行业复工复产加速，顺丰与“三通一达”的竞争值得关注。 财报显示，2019年顺丰单票收入为21.94元，2018年同期为23.26元，同比下滑5.67%；2019年总负债500.42亿元（2018年总负债347.01亿元），占全年总营收的44.6%；2019年的资产负债率是54.08%，2018年同期为48.35%。 顺丰传统业务量受压的另一方面，是新业务在整体营业收入的比重上有所提高。顺丰在2019年供应链业务收入49.18亿元，上年同期只有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了11.28倍。冷运及医药业务整体实现不含税营业收入50.94 亿元，同比增长32.54%，相较其2018年的84.9%增速则有所下降。 “传统业务下行带来的压力，顺丰肯定是有的，再加上小米、拼多多等在2019年财报中都提及要自建物流，传统快递业务已经无‘护城河’，新的堡垒与阵地尚有空间。” 王阳认为，顺丰能做到“快递一哥”，说明其在航空、国际运输、技术装备以及智能化转型上具有优势，利用这些优势去开创新局面，是不错的选择。 在张力看来，在快递业务上，顺丰最需要注意的竞争对手是京东和拼多多。京东物流已经打造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仓、运、配“销地供应链”服务，货物可直接对接到销售地；拼多多也正在开发“新物流”技术平台，打通产销全链路。 难以避免的竞争 “外卖领域已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历经过充分竞争，顺丰作为搅局者再杀入，成功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张力认为，做外卖不是做快递，两者的业务是有差异的。 目前顺丰在生活服务市场已形成一定影响。2019年3月，顺丰同城实现独立公司化运作，同年10月24日，正式发布“顺丰同城急送”品牌。这个第三方即时物流平台，主打专业定制服务，目前已经为麦当劳、喜茶、海底捞、真功夫等知名餐饮商家带来便利。 除了为餐饮配送场景提供代买代办服务外，顺丰同城急送的业务已涵盖餐饮外卖、商超日用、生鲜蔬果、个人物品取送，以及代买代办跑腿业务，服务场景不断拓宽。 相较于传统配送业务，商务场景下的同城即时配送需求特点更鲜明。顺丰同城急送拥有商务配送领域的优势。数据显示，顺丰同城业务已拥有超过100万个订单、30万以上的骑士，已布局上海、广州、深圳等200个以上的城市。 顺丰同城CEO孙海金曾直言，顺丰同城的差异化打法在于，“其他平台做的是简单、标准化的连接，而我们可以在线下做N种连接，这个就是我们跟外卖等平台的差别。” “B端外卖要解决客户口味标准化问题。当一家公司内部员工喜好大相径庭时，顺丰怎样用to B的方式最大化满足客户口味需求，值得深思。”郭宇轩称，顺丰能否克服这一障碍，将直接决定B端市场的“蛋糕”能做多大。 在采访中，部分生活服务行业人士提醒，随着行业逐渐走向规模化和成熟化，基于全渠道的生活服务市场早就由粗放增长步入优化升级阶段，美团大众点评、饿了么、天猫超市、京东超市等大型生活服务综合平台逐渐确立，巨大的需求潜力还催生出每日优鲜、蘑菇街等垂直平台，多元竞争格局早已成型。他们提醒，顺丰虽有强大的快递网络和渠道优势，但在这一领域会遇到各种形式的竞争。 在团餐市场，头部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中国烹饪协会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底，中国团餐企业数量超过10万家，年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占比仅有0.1%。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透露，在外卖市场，美团外卖及饿了么在用户中使用率最高，67.1%的用户最常用美团外卖服务，32.2%的用户最常用饿了么服务。如果切入团餐市场，顺丰将面临与美团外卖、饿了么同时竞争。 在团餐这一垂直领域，资本企业和知名互联网公司也已开始布局。2018年5月，禧云国际获得蚂蚁金服、口碑、鼎晖投资2亿美元融资；趣头条扶持的、主要面向城市白领阶层的库盒也不断发力；爱奇艺也在今年5月成立了“北京格芮馥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餐饮管理、食品销售等，对外宣称布局餐饮业是为了经营需要。 “顺丰如果正式入局，将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线下餐饮业整体正在向数字化方向转型，这是一块新老融合的蛋糕，既不同于传统简单的外卖配送，也不同于简单的ERP管理升级，具有高度的一体化色彩。”中经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端表示，团餐模式更是具有运营成本上的集约性优。